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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海Lady”程乃珊
作者:袁坚  刊号:20137  时间:2013-07-12
“总觉得,有怎样的城市,就会有怎样的女人。”程乃珊在她的《上海Lady》里写道,“上海与上海女人,犹如灯笼和灯笼里的那一点火,因为有了上海女人,上海才更加生动起来。”
 
2013年4月22日,程乃珊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,享年67岁。这位被老艺术家秦怡誉为“1980年代后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”的知名海派作家,悄然离开了我们,同时也带走了她心里满满的老上海记忆。

 

双城之恋:上海、香港一团线
 
程乃珊出生于1946年,彼时,她的祖父程慕灏先生,已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头之一。陈家祖上本是浙江桐乡的蚕农,祖父却在16岁那年只身闯荡十里洋场,又在小孙女3岁那年,南下香港,出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。所以,这位“上海L a d y”的童年,其实是在香港度过的。
 
程家家境殷实,父母都是大学生,有很好的文学、音乐和外语修养,母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在家里读书,也写过小说。7岁那年,程乃珊便在母亲指导下学习钢琴,后来也是在母亲的坚持下学习英文。最初的8年,最美好的幼年记忆,令她除了上海之外,就是对香港情有独钟;而她的人生轨迹,也总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往返迁徙。
 
念完小学四年级,1957年,她跟随父母回到上海。后来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,毕业后分配到惠民中学教书,最终又循着文学梦想,于1983年加入上海作协,成为一名专业作家。上世纪80年代,她的作品就已很有影响,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,她却选择离开,再度奔赴香港,她的童年记忆之地、祖父身边;直到祖父离世后,她还在香港又工作、居住了好几年。
 
那些年里,她做过梁凤仪的秘书,也为香港以及北京、上海的报刊撰写专栏,描述她在那座城市的所见所闻。对于离沪赴港的理由,当年程乃珊曾对来访的记者说:是为了搜集、记录祖父的传记资料。而在1993年,也的确出版了以祖父生平为基础的长篇小说《金融家》。然而在1979年就与她相识的作家陈村的回忆中,我们却又读出别种意味。
 
陈村说,上世纪80年代,报刊仍强调“政治正确”,“写作总会有一些扭曲,有一些言不由衷”,所以程乃珊所写的题材未必是她最熟悉的,所说的也未必就是她最想说的话。尤其是她的成名作,那部在1983年获得《钟山》首届文学奖、曾轰动一时的《蓝屋》,现在读来,会有种强烈的违和感:在小说中,“蓝屋”所代表的老上海精致生活,被目为是过时的、不求进取的,当被抛弃的;而受到肯定的主人公,却是那个年代所宣扬的那种“要求进步”的青年形象。
 
等到了香港,被卷入那座城市紧张的工作节奏中,程乃珊却不倦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与事,不断地构思创作题材。童年的温情仍牵系着,她又看到了眼前的香港与历史中的上海之间,某种深切的渊源。她说:“香港曾经是上海繁华的延续,他们就像是一对门当户对的恋人,会产生新的历史文化。”而她自己,就“像是一团线,一头牵着上海,一头牵着香港”。
 
于是在香港时,她写了《沪港双城记》;后来回到上海,又写《双城之恋》。再度重回上海,陈村说,从前一度时常组织聚会的程乃珊,“几乎不参加上海作协的任何活动”,而她的写作,则随着地域的迁徙,开始回到家族、回到老上海,回到自己的本色。她采访昔日名媛、世家,写自己所欣赏的那种精致的海派生活方式、所喜欢的年代和人物,笔调也因此而生动起来。
“写这些多好!”当时陈村曾对程乃珊说。“去写只有你会写的东西。”
 
上海Fashion:有腔调、有味道
 
其实在《蓝屋》里,程乃珊就已经开始写自己心目中、记忆中的老上海:“蓝屋”的原型“绿屋”,为邬达克设计、当年的“颜料大王”吴同文所建,曾被誉为“远东第一豪宅”。童年时常常经过的这座建筑,给程乃珊留下深刻印象,到了结婚之时忽然发现,原来所嫁者恰是吴同文的后人。
 
后来程乃珊写《蓝屋》,很多细节便来自丈夫的讲述,而那部长篇真正吸引人的所在,怕也正是她对老上海、对旧时上层阶级生活的真实还原。2000年起她正式涉足老上海纪实文学,出版了一系列以这座城市为题的书:《上海探戈》《上海L a d y》《上海罗曼史》《海上萨克斯风》《上海女人》……透过日常琐事、种种细节,重现老上海生活方式、人情风俗、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。
 
她始终眷怀着十里洋场的氤氲、旧时上海的风华,不仅书写着、并且真的以地道“上海La dy”的标准在经营自己。即便在特殊年代里,她也保持着精致、爱美的生活态度:黑色裤子熨得笔挺,整洁时髦;头发用牛皮纸卷成波浪形;躲在家里,很仔细地涂上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口红,拍照,然后擦掉……
 
程乃珊是个非常踏实、严谨的作家。她曾对王小鹰说,现在涌现出很多写上海的作家,但他们写的上海不真实,有很多扭曲的地方,尤其是写上层阶级的生活,好像永远是醉生梦死—而事实上,她觉得如她的祖父那样的金融家,其实是很辛苦、很努力创业的,有了财富以后也不是挥霍无度的暴发户,而是有腔调、有品位、守规矩—这才是“老克勒”。
 
她在《海上文坛》开过“上海F A S H I O N”专栏,在《上海文学》开过“上海LADY”、“上海词典”等专栏,将老上海的上层社会生活挖掘得面面俱到,使“上海怀旧”成为一种时尚。她四处寻访上海老人,听他们讲述关于老上海的故事;还在现实中重建“老克勒”的传统,与沪上名媛克勒们组成“克勒门”,一点点拾捡海派文化。“我要做的,就是将老上海那些被时间蒙尘的传奇发掘和再现出来,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且记住。”程乃珊曾说。
 
然而除了传奇,她也写寻常人家生活中温情的那些面向:在去世之前所写的那一篇讨论上海冬日取暖方式的文章,还唤起许多人的记忆与共鸣。除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、看到的故事,她还想写自己的家族历史,想写长篇小说三部曲—早年出版的《金融家》是第一部。即使在病中,今年1月,她还应《上海文学》之邀开出专栏“天鹅阁”,计划将自己家族五代人的故事都写出来。
 
她有太多的写作计划,有太多关于上海的事想要叙说,有太迫切的愿望,想要把真正的、有腔调有味道的上海全写出来。到最后她写上海,已不需要再编故事,只消把所知道的如数写下,就是上海。就是这样一种刻骨的感情,一种血肉里长出来的东西,每个细节都是别人编不出来的。可她最终只写了三篇,最后一篇《就这样慢慢教化成上海女人》即将刊登,不料便成绝笔。
 
多年前,在媒体报道中,对程乃珊有过这样的描述:每次去香港,她都会到浅水湾大酒店喝个下午茶,透过酒店的窗玻璃,是浅水湾的沙滩,这个时候,她总产生幻觉,似乎白流苏和范柳原也坐在旁边喝咖啡,说着爱情的俏皮话。后来,她喜欢在上海恒隆广场的咖啡店喝咖啡,咖啡店的对面是自动扶梯,点一杯咖啡,看人们来来往往、上上下下,她说,衣着神态都反映出志趣,“好像看故事一样扎劲”。
 
这就是她眼中的上海。而她,曾经说:“做一个上海人,是一种福分,我不会停止书写上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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